“听那风声，听那雨声，你的歌声”听黄安的歌，心就融进去了，让想起你快乐的样子，一起登山、一起划船、一起骑单车------，你的笑声是那么纯真，真心的祝福你永远快乐，如果真的有风雨，你就想想你的歌声，我们的笑声。

    看过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电影叫《绿帽子》，里面一个男主角为了海外的女友去抢银行，亡命逃亡途中打电话给女友，女友却告诉他要结婚了，最后警察来了，他以一句仿佛不通的话（“爱都不怕，还怕死吗？”） 作为了自己的遗言，开枪自杀了。

    我想也许爱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吧，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结局是如何收场，但是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去爱，如果这样说，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爱都不怕，还怕死吗？

    既然想爱就大胆的去爱吧，我还相信那句话：先尽人事，而后听天命。

    我还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对不起了，真的从没有想过要和你闹别扭，谢谢你中午梦见我，虽然晚上没有想我，俗话说：夜有所梦，日有所思，何况还是白日梦呢？我该知足了，是我太意气用事了，如果今天她故意回答我，那以后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明天为今天的一时用事而去追悔吗？

哎，我到底是怎么了？该“长大了”！真的要反省一下自己，真的对不起了！

晚安！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样，但我只要跟她在一起，就会变的，就像她说的吧，像个孩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也许真的喜欢一个人是这样吧，我曾跟她说过，和她在一起是我不曾感受过的温柔和幸福，不知道她只是听听而已，还是没有当真，我知道这个是真的，虽然她不是我的初恋，我也不是她的初恋，但这种感觉我觉得比初恋更美，至少我心里很明白，这个是真的爱了，不是初恋的懵懂！我说过我要长胖，这个是真心的，并不是为别人，是我自己，为我的健康，为了能和她在一起，这个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今天去看了医生，她说我主要是心理压力，要平时多注意，这个症状很难一时好起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我天生就是要多思考吧，朋友和同事都和我说过，不要想那么多，我会努力去做，不去想那么多。

记得对她说过：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未来！但她总不忘提醒我，我们没有未来，但如果真的没有，真的不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我会迷失生命的意义的，我好像注定要一辈子孤独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来吧，我并不是不可以一个人生活，我想如果让我和一个我不爱的在一起生活，我是死也做不到的。

思绪挺乱的，就像我晚上做的梦一样，写的东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很多东西是写不出来的，要表达好，需要攻心，但往往真诚的东西是不需要雕饰的，想那写到那，就想梦呓一般，我知道就好了，这次是真的，唯一要说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黄安的歌吗？因为里面有些佛教的思想在里面，我倒并不是信仰佛教，而是佛教里有些东西还是有意义的，这个社会再发达，再先进，却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人力所不能解决的，缘分这个词起源于佛教，我们不是现在经常引用吗？我想佛在告诉我们缘分的时候，一定还想告诉我们什么叫珍惜，可惜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领会，所以这个世界又人为的制造一个叫“遗憾”或“后悔”的词来蒙蔽世人。

为什么呢？也许这就是蔡明式的反问为什么是以笑话的形式出现的吧，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把它当成了一句笑话！

    四大巨头，谁最慷慨？

　  中石油：2003—2007年，共捐7.2亿

　　国家电网：近4年“献爱心”4.1亿

　　中国人寿: 每年1500万，另成立了拥有0.5亿的慈善基金

　　中国电信：“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赚了1万亿，捐出多少钱

　　1万亿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可以造100艘航母，办64届北京奥运会，或者让中国所有农民无忧无虑地过上大半年。

　　这笔巨款正是中国153家中央直属企业2007年创造的利润。对此，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扬到：“央企的增资速度，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但在公众心中，“大款”们是为富不仁的代表。一些企业制造着严重污染，另一些的服务资费居高不下，最直观的表现则是它们的公益行为“太差了”——南方周末网调查表明，至少七成公众“根本感觉不到央企做了什么慈善事业”。

　　第三方的调查结果加重了公众质疑。2007年11月24日，由中央电视台、企业公民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三界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开幕。包括英特尔在内的50家公司获得“中国优秀企业公民”称号，但除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外，并没有其他大型中央企业出现在榜单上。而在美国《财富》杂志2007年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中，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滞后，让垄断巨头捐赠的总数扑朔迷离。“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但对于某个企业来说，可以从它的官方网发现信息——比如中石油，从2007年下半年起，每一笔捐款都有明细。这家中国国企中的“巨无霸”，夺得了2007年胡润慈善榜中企业捐赠冠军，2003—2007年，共捐出7.2亿元人民币。

　　国家电网公司则向南方周末提供了一组数据：2007年，该公司捐赠额度总计约1.74亿元；捐出的物品折算现超过了100万。而据胡润慈善企业榜的统计，从2003年至今，国家电网公司总计捐赠4.1亿元。

　　中国人寿股份公司公益事业处经理张晓毅对本报记者称：自2003年海外上市以来，公司每年拿出约1500万元投入慈善，这还不包括建立“国寿慈善基金会”的0.5亿。

　　在南方周末调查的四大国有企业里，最“低调”的是中国电信。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2005社会责任报告》——这是央企正式发布的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包括捐助款项。此后，中石油、中 移 动等垄断巨头相继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但迄今，中国电信只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有3页纸提及企业社会责任，而对南方周末调查的答复是：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如果从绝对数字上看，公众对这些国企的捐助行为确有误读之处，”一位社会学者称，“但与民营企业相比，所占比例偏小。”以国家电网公司为例，2006年实现利润近270亿，近4年的捐赠总额只占2006年利润的1.5%。而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2003年至今，榜单上的100位民营慈善家的捐赠，约占他们财富总量的5%。

　　款项为何多投灾区

　　那么，谁享受到了央企价值几十亿元的“爱心”？综合南方周末的调查、央企官方网公布的数据，以及胡润榜的统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2005年，央企捐赠的重点在于灾区、健康和扶贫；跨国企业“偏好”支持教育，民营企业总体相对薄弱——仅在扶贫方面占1/3左右。2006年，善款的总体流向增加了体育、疾病、科研、公共建设、文化等方面，捐赠者则多了“海外基金”——它奉献的爱心占总额的近一半。这一年，国有企业的救灾捐赠依然遥遥领先于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和海外基金。

　　尽管有些数据尚未出炉，但从趋势上看，2007年的格局不会大变。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家电网向四川等7个受灾省份投入2300多万元，它同时资助了大量“三无”老人、建设了100所“国家电网爱心希望小学”。中国人寿则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发起“健康新村工程”项目，重点关注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而中石油的捐赠，同样体现了偏重灾区、偏重教育的规律。

　　“中国的中央企业做慈善是国家的钱转赠，和政府慈善是一样的。”胡润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所以在灾害面前，它们首当其冲充当了政府救助的角色。”

　　作为民营企业家、跨国公司，则更愿意将善款投向“看得出变化的领域”——比如教育。一位政治学者认为，这可以让跨国企业尽快获得中国人的好感；而给那些乐德好施的民营企业家更大的空间，比如换来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帽子，更便利地发展事业。但他们并不愿把钱投向环保，一位民营企业家认为这是“太大范围的事情”，不能立竿见影。

　　另与民营企业相比，国企的捐助更为低调——比如，除了“国家电网爱心希望小学”外，国家电网的其他捐赠并不与其品牌相连。这也是公众不了解央企捐助的原因之一。

　　基金会跨越法律障碍

　　一位央企中层坦言，他们也想多捐款改善企业形象，但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想捐就能捐。

　　“如果年度捐赠在200万元以内，管理层可做决定。”中国人寿公益事业处经理张晓毅称，“超过200万，就必须提交议案给董事会；超过1000万——例如成立5000万金额的慈善基金会，则要召开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后才能进行。”

　　此前，已有媒体对央企的捐款提出了质疑：你们是拿全民的钱捐赠，这是否经过全民同意？

　　中国社科院慈善专家葛道顺认为，“国有企业捐赠与私企完全不同——国企没有这个权利，董事会也没有。因为国企的钱是国家的，要么上交用于社会再分配，要么留在企业内部进行调配。”

　　这种阻力导致了央企捐助形式的变革——它们不再直接捐款，而是通过企业内基金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透露，近两年，大型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纷纷成立慈善基金会，规模小的出资2000万，多则一个亿。他称这些基金会为“巨无霸”。

　　2007年6月，中国人寿出资5000万元发起了国寿慈善基金会，这是国内金融公司成立的第一个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国寿慈善基金会宗旨为“支持公益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把主要的资助范围定位在开展济困、扶贫、赈灾、助残等慈善救助活动上。这个基金会聘请了专业团队，上设理事会——负责捐助项目的选择、评估、论证，然后是秘书长，下设基金会秘书处、财务处、投资管理处。

　　国家电网也于2006年9月成立了“爱心基金”，并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电网爱心基金管理办法》就基金的组成、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捐赠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规范。这种方式帮助该企业完成了一个跨越——此后一周内，国家电网先后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6000万元；向民政部捐赠6000万元设立“爱心助老基金”；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2亿元，计划在农村贫困地区援建300所希望小学。

　　在具体基金运作上，国网公司根据各网省经营情况确定爱心基金单位捐赠额度，分别为300万元、600万元和1000万元，其中一半由公司总部调度使用。

　　葛道顺认为，2004年6月起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企业创办基金会开了方便之门。虽然条例并没有针对国企做出明确规定，但是让它们的慈善找到了一条出路。胡润对这种形式颇为看好：“基金会效率更高，政府花3元钱和基金会1元钱的效果基本等同。”

　　但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央企的慈善基金运作总结中指出：基金管理不够完善，捐助方式和内容比较单一，是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另外，必须尽快建立资金的计划、使用和结算的统一规划和调配制度以及跟踪体系，尽量减少管控上的漏洞。

　　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则认为，对于这些国有企业的慈善基金来说，更应该委托专业的基金会来操作，且进行投资理财，这样才能发挥最大功效。（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曹海东 葛清  实习生 方可成 发自北京）

   捐了钱，不等于尽了责

　　南方周末调查表明：84%的参与者认为：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资费，是央企最应尽的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葛清 曹海东 发自北京

　　央企们正在试图挽回“企业公民”的面子。2007年岁末，一份份洋洋万言的《社会责任报告》纷纷出炉。

　　相比2006年3月国家电网发布的中国首份央企《社会责任报告》，今天的报告涵盖范围更广些。当年那份报告确实让人有些“跌份”——国家电网在美国《财富》杂志“2006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排名中，以0分的成绩(以100分为满分)排位倒数第一。

　　“我们借鉴了一些大型跨国企业的经验，比如IBM。”中国人寿公益事业处经理张晓毅说。中国人寿的报告于9月末出台，编写过程历时1年多，总结了2003—2007年上半年，该公司在12方面的成绩。

　　与中国人寿相似，其它巨头——诸如中石油、中 移 动、国家电网和等企业发布的报告中，政府(投资者)、同业者、客户、公众、价值链伙伴、员工是几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社会责任被诠释为对这几个方面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几份报告都强调了“促进和谐”，环保及为北京奥运的贡献也是提及的重点之一。另外，它们的logo、口号都被特别提及，中石油的宝石花标识、中 移 动的“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会给人留下印象。

　　“我看了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内容比较空洞。”深圳浩海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志章说。当你仔细研读后会发现，这些报告虽然与外企的“形似”，但缺乏具体的事例、数据，多是些宏观性的理念。

　　慈善则是个例外，所以，它成为了报告中最浓重的一笔。中国人寿、国家电网都在其报告中开辟章节详细描述，中国石油则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7年下半年的每一笔捐款。慈善行动还包括“巨无霸”式的慈善基金会和各种公益营销活动——比如，2005年5月宝钢捐资5000万成立宝钢教育基金会；南航捐资2000万成立南航“十分”关爱基金会；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捐资1亿，成立了中远慈善基金会。

　　但就捐款能否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分，引来了多方争论。中国社科院专家葛道顺认为，慈善是自愿的，但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强制性的。例如，聘用员工时违反劳动合同法，或者对环污染境，都可以被诉诸法律。

　　“这就是社会责任与慈善的不同，慈善不能替代社会责任。”葛道顺强调。何志章也认为：国外的主流概念里，慈善只是社会责任的一小部分。

　　而在胡润的榜单中，慈善占企业社会责任的40%。在胡润来，这种比例还是过高。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将股东利益、员工待遇、企业纳税额、环保等方面都考虑进去，才是完善的企业责任。

　　葛道顺认为：“现在的企业捐赠行为，几乎没有完全的是为了别人的。它跟个人的捐赠不一样，除非企业匿名。”这个道理很简单，企业做慈善，尤其是跟市场开拓相结合的公益营销，是一种“复杂的慈善——有可能用慈善换市场份额，或换政府关系。

　　那么，在那些著名央企的观念里，他们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何处？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中 移 动有关人士举例说：2007年11月13日，该公司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处，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移动通信基站，为北京奥运圣火跨越珠峰传递提供通信服务——为此，8名工程师在高度缺氧的情况下耗时71天。这项工作不会给移动带来财务收益且成本极高——该公司向6500米基站运输设备和材料就近3吨。此外，中 移 动投入了2900亿元，实现了“村村通工程”，同时还实现对整个青藏铁路信号覆盖。而中石油认为，今年在国际油价高涨时，三大石油集团承受石油倒挂的压力，保障国内的用油；国家电网则认为，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保障安全可靠的供电。

　　央企普遍认为，承担部分政策性业务的拓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种体现。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国资委高层的认可。今年9月，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表示，“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情况相对较好。”

　　但葛道顺并不认为做政策性业务就是在回馈社会。“政策性业务同时也能够带来政治性的市场。比如移动做了村村通工程，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在政策给了它很多资源和优惠啊——包括税收。如果把背后的这些因素都加进去，实际上中 移 动从村村通工程中得到的，未必会比它到其它市场上去打拼差。”

　　何志章赞则认为，民众真正关心的是产品质量好不好，产品和服务价格高不高。掌控着中国油价的石油巨头们，总是跟涨不跟跌，每次涨价之前还要闹一次油慌；而电信资费降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高。

　　这恰恰与南方周末调查的结果相同——84%的参与者认为：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资费，是央企最应尽的社会责任。

　　中国石油企业：未能超英，但已赶美

　　——访企业社会责任智库Account Ability

　　温翠岭

　　2007年11月，美国《财富》杂志与英国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智库、AA1000标准的制定者Account Ability和CSR顾问公司CSRnetwork第三次联手，以今年财富全球500强的前100家企业为对象，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评估和排名。在2006年的排名中，中国央企代表——国家电网、中石油排名倒数第一、二。而在今年的排名中，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分列57、69和80位。

　　为了解评估者对中国央企的看法，南方周末专访了Account Ability的研究负责人Alex MacGillivray。

　　南方周末：今年的排名已经揭晓。你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整体评价如何？

　　MacGillivray：除了入围的三家中国企业之外，我们注意到：另有15家中国企业最近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它们中的某些企业很可能即将入围财富全球100强，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中 移 动和中国人寿。此外，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不仅限于最大型的那些企业：共有接近2.1万家中国企业已拥有经过ISO14001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许多企业也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对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而言，这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时刻。

　　南方周末：请简要介绍一下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方法。

　　MacGillivray：《财富》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得分来自四方面——战略、治理、参与和影响，每项满分为100分，各占总分的25%。

　　战略：评估企业把重要的社会、环境和范围更广的经济问题纳入其商业决策的程度。

　　治理：研究企业在完成非财政目标方面对高管和董事会成员进行约束的方法是否适当。

　　参与：看企业对雇员、运营地的社区、行动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的反应如何。

　　影响：考虑企业的公众争议和以每美元利润计算的碳排放量——企业是否有效地避免对环境、社会和市场造成负面影响？这是今年新增的评估项目。

　　企业社会责任排名参考的是基于可获得的公开信息，主要是各大企业在2007年7月15日之前发布的年度社会和环境报告。

　　南方周末：欧洲企业、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

　　MacGillivray：许多欧洲企业付费给独立的第三方撰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在美国和亚洲仍较少见到。而美国企业通常拥有强大的管理系统。

　　亚洲企业在战略方面做得跟美国一样好，例如，中石化和中石油有好的方法辨别利益相关者，并对他们的诉求作出反应。国家电网已把社会和环境因素放到战略中去。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财富全球100强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进步，而亚洲企业属于进步最快的那一群。

　　南方周末：但中国企业得排名毕竟靠后。以石油业为例，中国垄断企业与欧洲石油巨头们的差距在哪里？

　　MacGillivray：在企业社会责任排名上，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得分比另外几个石油业巨头如Gazprom、Pemex、Valero更靠前。中石化的得分(36分)，很接近财富100的平均得分(43分)。但与欧洲同行——如英国BP、ENI、壳牌和Statoil——的距离更大些，后者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消费者和监管者的压力之下。

　　南方周末：有的人认为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每年得到巨额收入，但却不可能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好，因为垄断企业不需要面临强大的市场竞争。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

　　MacGillivray：这个说法并一定对。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垄断企业的消费者们仍然能够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好；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主要推动者——如供应商、投资者和监管者，也能够对垄断企业和市场领军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提出质疑。例如，乐购、沃尔玛和家乐福都在改善它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即使它们在市场上正占据着重要的主导地位。有时，市场冠军会比第二名面临更多的压力。（来源：南方周末）

   在华跨国公司和民企的公益贡献

   链接 在华跨国公司和民企的公益贡献

　　500强跨国公司

　　在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在华贡献排行总榜”上榜的100家跨国公司中，73家在华有各种类型的捐赠行为。2006年，捐赠金额合计9.89亿元人民币，其中捐赠金额超过1000万的公司有12家。捐赠金额列前三位公司分别是：诺华(中国)总部、阿斯利康、大众汽车。

　　跨国公司对华捐赠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赈灾，二是教育，三是医疗慈善援助。

　　在综合考察企业商品质量、环保状况、员工社保、慈善捐赠等行为的社会责任榜上，诺华(中国)和阿利斯康同样位居前两名，宝洁公司名列第三。

　　民营企业

　　在2007年“创富榜”上榜的100家民营企业中，有84家在2006年都做出了各类捐赠，捐赠金额合计为8.23亿人民币。其中有24家企业的捐赠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捐赠金额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有4家，分别是世纪金源集团、苏宁电器集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

　　民营企业的捐赠也主要集中在健康、卫生、教育以及环保等领域。

　　在社会责任榜上，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横店集团和深圳海王集团位列三甲。

　　(数据来源：南方周末“创富•500强两榜工作室”；阮宁、方可成整理)

　　2003—2007年 捐款金额前10名企业

　　企业名称 金额万元

　　中石油 72000

　　国家电网 41200

　　金光纸业 31000

　　中石化 18700

　　中海油 12970

　　富力地产 12000

　　中远集团 11750

　　世茂集团 11000

　　汇丰银行 10000

　　西门子 8400 （来源：南方周末）

　　继续7年来的传统，以“传媒观点、专家意见、新锐视角”为立意和特色，“中国年度新锐榜”意在总揽年度时局、指点社会趋势、推动生活潮流。

　　2007新周刊大盘点暨“中国娇子年度新锐榜” ，是《新周刊》第十一个大盘点和第七个年度新锐榜。

　　新锐创领主流——年度新锐人物、年度新锐企业创领精神空间和财富空间，年度知道分子和年度艺人为公众提供心得和娱乐，年度图书、年度品牌、年度传媒、年度电视剧、年度电影营造年度盛宴，还有一批生活家、艺术家和优质品牌在优化公众生活品质。

　　万千网民，新锐榜推荐委员会专家团，以及网络、电视、报刊中的强势媒体，协同《新周刊》联手缔造了“中国年度新锐榜”这一衍生传媒品牌。

　　2007年12月15日，在北京，我们一起为新锐加冕。

　　2007中国大趋势

　　文/肖锋

　　世界融入中国与中国融入世界，妖魔化与赞叹，崛起论与威胁论，GDP与环保制约，牛市与热钱，迎奥运与赌奥运，每个正题都存在反题。或许2007只是酝酿和埋伏。大幕刚刚拉开，答案都在2008。

　　误读中国与看清世界：“中国制造”陷入空前尴尬

　　西方传媒势力的“软约束”已锁定中国，今年突然开始合围“中国制造”，对于这种“排山倒海”式的批评，中国人能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制造”演示图上，中国部分被涂成黑色，输出着毒宠物食品、毒牙膏、不安全玩具、受污染水产品、不合格轮胎……在美国人日用品消费中，中国货占40%。2007年美国突然“排山倒海”式地对中国制造提出强烈批评，一场新的妖魔化运动正如火如荼。

　　国内媒体的主导解读是，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对“中国制造”妖魔化只是“中国威胁论”在经济领域的翻版，货币升值、反倾销、遏制中国才是真正目的。的确，西方智库认为，中国近三十年发展已开始威胁他们的生存方式，进而威胁地球，中国龙的巨大胃口让这个星球吃不消。当西方人享受安逸时，一条喷火的东方巨龙正在一旁跃跃欲试……难怪，关于龙作为中华图腾之争，会搅动海内外传媒的神经。中国龙是友善的，还是会吞噬一切？

　　也有西方媒体善意指出，“中国新革命者是美国消费者”，称挑剔的美国消费者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革命性变革的推动因素，中国食品形象关键在铲除腐败，那种“只要能赚钱什么都能干”的做法最终会毁掉中国前程，而枪毙一个药监局局长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摆在中国智库面前的难题则是“中国制造”的低科技含量，技术水平低下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瓶颈。虽然中国制造的玩具占全球的70%，鞋类产品占全球的50%，彩电占全球的45%，但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的小字辈而已——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强。“中国制造”仍然偏轻，装备制造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到30%。

　　实际上，中国只是产品的加工者而非真正的制造者，中国无非是扮演了组装车间的角色，不但成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廉价产品的代名词，还平白无故地背上贸易顺差的冤名。西方有学者公平地指出——“是世界在污染中国”。

　　面对这波“排山倒海”式的批评，中国能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被国内传媒忽略的价值观层面的批评是，有良知的西方人宁愿多付钱购买符合普世价值观的产地的产品。西方调查机构的数据表明：在美国，84%的消费者愿意选择更有社会责任企业的产品；在欧盟，44%的人愿意为社会责任和环保产品多付一些钱。

　　今年是邓小平逝世10周年。在纽约曼哈顿岛花园大道725号亚洲协会总部，观众席第四排正中的一个座位，椅背上写着：“谨以此向邓小平致敬”，纪念邓小平1979年的那次到访，那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热播之后，《国际先驱导报》推出“中国人误读的世界”专题，一度成为网民热烈探讨的话题。不要让西方人误读中国，但首先，中国人不要误读世界。让西方人读懂中国，让中国人看清世界，不只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事，传媒能起关键作用。世界并非充满爱，那只是摇滚歌星的梦想，但世界也并非充满误解。

　　在今年欧洲酒店业的全球游客评选中，日本游客获得形象最佳，中国游客位居倒数第三。国内的不良习气延伸到海外，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乱穿马路、满口脏话。有分析人士认为，损害中国游客名声的是少数富人和公款旅游者，是他们的暴富心理和炫富心态以及无所顾忌的奢侈行为，损坏了中国游客的名声，“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破坏了全体中国人的形象。

　　生态文明与利益攸关：经济发展急行军之后开始艰难地转折

　　“生态文明”作为科学发展观中的核心概念进入了“十七大”报告。这个新词对于环境严重透支的中国大地似乎来得有些迟了。

　　本届八国峰会(G8)选择把全球暖化列为会议的突出重点，八巨头就环保问题向中国施压。就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动身参会之前，国内连续发生几宗重大环保事故：太湖爆发蓝藻污染无锡百万市民喝不上干净的水、厦门千人抗议政府拟让外商建PX化工厂、深圳湾出现大面积有毒红潮波等。

　　中国环保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

　　2001年以来，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了40%，其中煤矿大省山西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居全国之首，出生缺陷的发生还存在城乡差别，即农村高于城市，贫困落后地区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于是导致产生一个新词——“环境难民”。

　　2007年的《中国绿色GDP报告》出台受阻。以经济发展之名，国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绝非无实权的环保部门和弱小的NGO组织所能撼动。针对两位数增长的各地GDP，绿色核算小组发言人透露，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的，其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扣除这方面成本的话，GDP实际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但发言人未敢具体透露到底是哪些省份。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自曝曾有一个地方环保局长指着自己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以此说明地方环保部门的尴尬和难处。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是分割的，“工业污染归环保局，农业污染归农业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水管理归水利部，海洋污染归海洋局，沙尘暴治理归林业局……如此等等。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国内有关毒大米、毒粉丝、毒奶粉等的报道早于西方对“中国制造”的妖魔化，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能不说与环保部门的弱势与权力部门的腐败有关。

　　知道分子袁岳在其博客中写道，老外感慨“你们中国也太商业化了”，我们总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得还不够，但不少老外都觉得中国太商业化了，这里举出一些老外在一起谈笑时说到的中国过于商业化的例子：电线杆、电梯轿厢内有广告，抽水马桶或男厕所的小便池对面都贴上了广告；飞机场或火车站，到处都是给你塞卡片与推销东西的人；更多的街道、立交桥、公共汽车站被公司冠名；人有钱比人有学问、有修养、有爱心更受别人的普遍尊敬；大学教授、艺术家对钱的敏感度都与一个做生意的人很相似。

　　总有一天，未来的主人翁们会指着今天的人骂一辈子。因为今天的人把青山绿水、城市景观都卖了，换算成了GDP，发祖宗财、造子孙孽，虽风光于一时，但不得善终。

　　国际形象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报告是：只有42%的美国人对中国抱好感，英国为49%，西班牙为43%，德国为34%，意大利为27%，而且那些数字都快速下降。只有石油丰富的尼日利亚有75%的人对中国抱好感。65%的意大利人视中国经济增长为坏事，法国的数字为64%，德国的为55%。中国面临“大国责任”的挑战，获取经济利益必将承担相应责任。

　　差点当选美国总统的戈尔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国内媒体开始反省，一部《令人难堪的真相》环保纪录片能获和平奖，此间大有深意——没有良好的环境就没有世界的和平。这么说，无论哪国国民，我们都是这个地球的利益攸关方。圣雄甘地早就警示过，假如印度和中国都像西方人那样消费，那是这个地球的灾难。戈尔的警示则是，环保受益者西方人尤其是西方领导人应该做什么.

    国学喧嚣与普世价值：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民崛起？

　　“学术超女”的“心得”卖超千万册(尚未计盗版)，“国学热”掀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价值观大争论。《大国崛起》将民族复兴的命题再一次提出来，那么，中国崛起依靠的软实力是什么？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愿意送给美国一件礼物，那就是《四书五经》。中国有句古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的思想不但教你为人、处世，还教你治国。我们建议美国好好读一读孔子的文章。”

　　“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有电视这个东西，孔子也不会拒绝的。”易中天自解学者纷纷走进传媒充当知道分子现象。因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诞生了两个新词“学术超男”和“学术超女”。易中天的“品系列”丛书引来大批克隆者，《于丹〈论语〉心得》销售过千万册，比史上所有研究孔子的书加起来还要多。有人看不惯，在于丹签名售书现场打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标语；清大、北大等高校的“十博士”发起签名运动，请于丹“下课并向公众道歉”。平心而论，千万册只涉及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一百个中国人中有一人跟着于丹略有心得，那么对这个浮嚣时代也算善莫大焉了吧。

　　郑州市政府主导下耗资1.8亿人民币兴建了“炎黄二帝”雕像，招致传媒和网民质疑，这是以祭祖之名、行旅游之实。近年来，以祭祖和国学之名搞超大型纪念物或纪念活动屡屡被指有作秀之嫌。

　　影视剧继续从中国历史故纸堆里寻找题材。《南风窗》就此历史剧的蒙昧主义作了一期专题“电视剧政治”，一个个残暴的皇帝被写成大救星，只能证明中国知识层——无论古代或现代——的软弱，中国的民族英雄里断出不了英国罗宾汉、华莱士这样的自由之士。“《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自由派学者黎明坚称，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国人早就放弃想象力了。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海瑞与嘉靖》成为反腐倡廉教材。上世纪50年代被批倒的海瑞如今成了中纪委要树的典型，“广电总局用3天半时间看完了46集，一点大的修改意见都没有。”这个速度让该剧制片人刘和平感到吃惊。

　　中国有多少可能被普世接受的精神遗产呢？《大国崛起》热播之际，德国报纸刊出“老普鲁士和卑斯麦成了他们的榜样”这样的标题。国内知识界的反思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大国民崛起？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文章说，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十七大”期间国家领导人也坦承民主的普世价值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归纳了“大国富强之道”的五个要素：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橄榄形”社会结构。吴还表示，“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恣意破坏房屋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对于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我深感忧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就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总结说，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事实上，道德沦丧普遍化不只是底层。南京“彭宇案”之后，没有人再敢去拉跌倒的老太太。

　　2007年中国网民1.62亿，居世界第二位。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凡是媒体、互联网曝光的安全事故，安监部门都有责任查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6月份表示。在总结“黑砖窑”事件时，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

　　每月，中国4.55亿手机使用者通过短信聊天、开玩笑以及打情骂俏330亿次。手机荣升中国人身体的新器官。当然，手机通讯还让一些人勇敢地动员示威。6月，厦门数千示威者游行抗议兴建化工厂的计划是靠短信串联起来的。

　　故宫里的星巴克分店终于搬出了。质疑者、事件发起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以“A Farewell to Starbucks in the Forbidden City”为文作了了结。这是网络改变实现的一个实例，希望仅仅是个开始。

　　政府威信与民众博弈：中国人在亢奋中变得聪明起来

　　“国六条”之后，中国百姓不再坚信政府的地产新政；“5·30”之后，中国股民不再坚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国民众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团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边？

　　“汉语盘点2006”字词征集活动得票最多的是“炒”字。近年来，炒股、炒基金热度空前，加上炒房、炒明星、炒新闻等等，带热了“炒”字，没有哪个字能像它一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和视听之中，所以它成为最热汉字。

　　“炒”字当头，一片喧嚣。退休人员拿出养老钱，和尚拿出香油钱，公务员不安心办公，教授不好好讲课，大家一齐共赌奥运大牛市。有些人赚够了一生的钱。理财杂志宣称“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媒体树立了一个个致富榜样，他们可以提前退休了，你还傻着干什么——谁说中华民族是个勤劳致富的民族？

　　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当日沪股指数高报突破6000点大关。报告中多了个新词“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240元左右，只占总收入比例的1.9%，但上涨势头强劲，增长速度是劳动收入增长的两倍。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专利收入、分红和财产增值收益等。

　　“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必须跑过CPI！”否则你的财富就要缩水！然而跑赢CPI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2.2%，2.7%，3.3%，3.0%，3.4%，4.4%……6.5%。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当物价上涨预期植入人心时，所有能够提价的开始提价，工资随之上扬。通胀预期将成为下一阶段带动物价上升的原动力。

　　财产性收入是否会成负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经验表明：会的。

　　今年全国各大城市纷纷爆出“地王现象”。地产上市公司是圈地主角，股市则成为“地价—房价—地价”循环上升的放大器。地产热催生了新首富。机构预测，“地王”们若是赌赢了，未来三年的房价将以年30%的速度增长。但要是赌输了呢？

　　广州市天河区某副区长大倒苦水，按照他的正常收入买不起广州的房子(其月收入6000元左右)。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称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3月5日“两会”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再表态，“控制房价，我的底气是很足的。你以为说说而已？我决心很大。”数月后，广东省统计局公布报告称：广州市今年上半年商品房价格增长25.8%；事实正在告诉人们：在广州房价问题上，市长被市场“将了一军”。中青报等媒体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地方政府稳定房价信心大幅下滑：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缺乏调控的积极性(67.5%)、开发商过于暴利(60.7%)、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40.3%)这三方面因素，应该对目前房价过高的局面负主要责任。

　　政府权威性遭遇尴尬：“国六条”之后，中国百姓不再坚信政府的地产新政；“5·30”之后，中国股民不再坚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国民众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团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边？哪个政府，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在民众心目中，早就不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划等号了。而专家更不可信，易宪容先生一句“上海房价要降50%，北京房价要降30%”令众多房奴折腰。　

　　政府酝酿出台物业税，打击楼市，降温股市，那么，中产的养命钱投向谁？《三联生活周刊》一期专题被命名为“恐慌性投资”。中产是股市的主体，中产推崇谁？是那些垄断行业如银行、石化、保险或特殊利益领域如地产，中产在不知不觉中被在房价、股价上双重剥夺。美国股市在推崇谁？是Google，是微软。他们推崇创新，我们推崇垄断。垄断成为中国崛起的拦路虎。让富裕起来的钱有正当出口，让民众创业成功、小企业做大，这才是解决中国钱“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法门。

　　星空冷漠与教育下一代：谁最应该仰望星空？

　　“狼一代”与“我一代”构成父子两代，却是网上频频开战的两代。假如你的世界一团糟，哪来的资格教育下一代？

　　今年5月，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星空”意味着“无穷的真理”、“凛然的正义”、“博大的胸怀”和“永恒的炽热”；要“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美国《时代》周刊专题将国内热议的独生子女一代标称为“我一代”，杂志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忘记民主。中国二十多岁的人忙着享受生活，无暇顾及政治。”“我一代”好像只关心八卦新闻和娱乐消遣。龙应台曾说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是“不会闹事的一代”：专心赚钱、享受个人空间、回避面对或反抗环境的不合理束缚、不去处理内心对真理和正义的本能向往。

　　被问及是否愿意成为王小波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时，80后“领秀人物”韩寒坦陈：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他只希望自己60岁时是个被年轻姑娘喜欢的深沉的老顽童。

　　今年10月黄金周期间“香港游”内地客比同期陡增四成，那是为了一部电影，确切地说，是看那未被删除的12分钟。有评论批评指出，《色，戒》淹没了大时代的主题，关心性与中年危机甚于民族大义。但这样的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消费主义纠结解构着任何宏大主题，或者，消费是唯一主题。

　　个人扶贫小有成效的茅于轼先生今年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骂者称，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平心而论，茅老先生至少比“替富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的那些学者强多了。

　　美林集团发布的全球富人报告中称，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共有34.5万名富裕人士，他们拥有的财富总值达1.7万亿美元，列亚洲第二。中国富裕人群集中于41岁至55岁之间，其主要的财富来源是股票和地产。

　　41岁至55岁的成功人群被《新周刊》冠以“F40”。批评者称这批人是中国新利益集团的代表，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冷漠、自私、贪婪、凶残，属“狼一代”，本能地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他们在失去中国 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位，绝无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狼一代”强力介入政经各界关键岗位并主导游戏规则制定，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世界在他们手中变得更糟了，“狼一代”有什么资格教训其子女“我一代”？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提出杜绝广告词中反复出现的“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字眼，媒体称这已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和谐氛围。富人的形象调查显示，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然而，尽管受访者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2007年夏季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应邀来到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书房，两人畅谈社会学话题，周向国家领导人畅言：“科学的特质是用来‘求真’的，而不是用来‘求善’。应当发展美育作为补充，用以替代宗教在西方的那种功能，引导人们‘求善'。”